近日,【易车研究院】发布了《资本和人口流动振兴小城镇汽车市场:洞察小城镇汽车市场(2025)》报告,深入分析了中国小城镇汽车市场在2023至2024年间的显著增长势头及其背后的战略意义。报告指出,这一增长不仅对主流汽车制造商如吉利和比亚迪等具有重要战略相关性,而且对整个汽车行业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报告详细探讨了小城镇汽车市场复苏的动因,包括政府短期刺激措施的影响、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市场长期结构性变化。这份报告中包含了对汽车行业决策者和分析师来说极具价值的洞察和数据。
在中国的小城镇汽车市场,一场变革正在悄然发生。2023至2024年间,这个市场经历了强劲的反弹,市场份额的上升预示着对主要汽车制造商,尤其是像吉利和比亚迪这样的主流汽车制造商来说,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重要领域。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小城镇乘用车市场经历了剧烈波动。2007至2017年间,三线至五线城市的年终用户销售额从不足200万辆激增至近1200万辆,市场份额从低于40%攀升至接近50%,使得小城镇汽车市场成为与大城市市场相提并论的新主流市场。这一增长为吉利、长城汽车、奇瑞、长安和比亚迪等国内品牌提供了肥沃的发展土壤,同时也为大众、丰田、本田、日产、别克和现代等国际品牌创造了新的增长前沿。然而,从2018年开始,小城镇汽车市场经历了急剧逆转,销售额迅速下降至1000万辆以下,并最终跌破850万辆,市场份额迅速回落至略高于40%。在这个低迷时期,严重依赖小城镇汽车市场的品牌遭受了重大挫折,许多品牌的销售额减半甚至更糟,有些品牌几乎完全退出了市场。
到了2023至2024年,小城镇汽车市场再次强劲反弹,销售额接近1000万辆大关,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其市场份额恢复至44.66%。这一突然的复苏对大多数汽车制造商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25年第一季度,吉利、五菱、奇瑞、长安、日产、哈弗和捷途的小城镇总销售额占到了55%至65%,而比亚迪、大众和本田的小城镇销售额约占其总销售额的50%。2025至2026年的“小城镇之战”的结果,将成为吉利和比亚迪之间市场竞争领导权的关键决定因素。
小城镇汽车市场的意外复苏可能会打乱许多汽车制造商的既定战略。2017至2022年间,针对中国汽车市场城市化趋势的更广泛响应,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汽车和长安等主要汽车制造商果断推出了“高端”战略。这些举措通常在公司规划的最高层被优先考虑。结果,原本适合小城镇汽车市场的紧凑型车型的升级被显著延迟甚至停止。这一战略转变使得许多公司未能准备好利用低线城市的新一轮增长。
问题的核心在于:小城镇汽车市场的最近复苏是巧合还是必然?是短期反弹还是长期结构性转变的开始?
2022至2025年间,一系列短期刺激政策直接推动了小城镇汽车市场的增长,这可以归因于各级政府在2022至2025年间密集推出的一系列短期刺激政策。2022年初,随着市场疲软迹象的出现,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持续消费恢复的意见》,明确要求稳定和扩大包括汽车在内的主要消费类别。这导致了一波地方购车补贴。5月23日,国务院进一步决定对某些乘用车实施600亿元人民币的车辆购置税分阶段减免,这立即将销售额从5月的132万辆提升至6月的193万辆。9月2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宣布将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免税政策延长至2023年,为年底市场提供了保证。2023年,重点进一步转向新能源汽车:6月15日,五个部门联合启动了2023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刺激农村需求;7月19日,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免税政策延长至2027年底,进一步增强了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环境。那一年,中国的乘用车销售量急剧上升,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30%,为销量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2024年,刺激政策进一步加剧。4月24日,商务部等六个部门发布了详细的车辆置换补贴规则:报废中国3或更旧排放标准汽油车辆或2018年4月30日前注册的新能源汽车以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可获得1万元人民币的补贴;对于2.0L以下的新汽油车辆,补贴为7000元人民币。8月16日,这些金额分别提高到2万元和1.5万元人民币。结果,2024年乘用车销售量超过2350万辆,同比增长近9%。2025年初,包括商务部在内的八个部门发布了新的续保通知,继续实施置换激励计划,进一步放宽报废和资格标准。目前正在讨论额外的刺激措施。
鉴于小城镇相比大城市中心的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这些市场的消费者往往更注重价格。2024年,一线城市购车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28.26万元人民币,而五线城市仅为16万元人民币。因此,价格仅是大城市潜在汽车购买者的第三大关注因素,但却是小城镇购买者的首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2022至2024年间推出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对小城镇汽车市场产生了显著更强的刺激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近期小城镇汽车市场的增长部分是由刺激政策推动的,但必须评估是否有其他潜在的驱动因素——特别是长期结构性因素——在这一复苏背后。如果没有这样的可持续力量,市场在政策激励逐步退出后可能会急剧逆转,可能会使小城镇汽车市场陷入混乱。
小城镇汽车市场的复苏不能仅依赖刺激政策:它从根本上取决于更广泛的经济环境的改善。持续的投资和基础因素——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体制机制——的进步至关重要。只有通过这些核心要素的增强,小城镇汽车市场才能实现稳定和健康的长期增长。
在199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入了一个加速的新阶段,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受益匪浅,私营和个体企业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波新的私营物流公司——包括顺丰速运、申通快递、圆通速递、韵达和中通快递——由草根资本驱动。在世纪之交,中国更广泛的对外开放努力——特别是加入WTO——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资,导致了早期电子商务平台如当当网、卓越亚马逊和eBay中国的出现。这些发展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新资本和现代物流基础设施的汇聚为国家新兴的互联网经济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阶段,从小城市流出的劳动力仍然集中在传统制造业上,农民工队伍主要由中年男性工人组成。
2003年SARS疫情的爆发,加上新一轮国际资本流入,催生了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如淘宝和京东,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中国、拍拍和唯品会等新兴竞争对手。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创新营销活动的推出——最引人注目的是淘宝的“双11”购物节——以及新玩家如饿了么、美团、永车和去哪儿网进入食品配送、网约车和旅游服务等新兴垂直领域。这些力量共同加速了中国互联网经济超越一线城市,渗透到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劲的二线和三线城市。结果,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劳动力:所谓的“互联网农民工”,标志着从小城市输出劳动力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劳动力迁移模式演变成了双重结构,越来越多地以年轻人和中年工人的参与为特征。
从2012年开始,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普及迎来了新一轮国际资本流入,推动数字经济进入了一个爆炸性增长的时期。在网约车、食品配送、物流、旅游和直播等多个垂直领域爆发了激烈的竞争,由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字节跳动等主要互联网生态系统领导,都有重大的资本投资支持。“互联网+”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加速了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整合。在这一时期,互联网公司像强大的泵一样,从小城市和城镇抽取了大量年轻和有能力的工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输出模式完全转变为以年轻人为主。到2018-2019年,社区电子商务和按需配送等新商业模式的兴起加剧了这种竞争,互联网公司从小城市积极争夺年轻人才。这种“小镇青年”的大规模外流直接导致了2018年开始的小城镇汽车市场增长势头的急剧停止。
从2020年到2022年的三年大流行突然停止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促使资本和企业认真重新考虑他们的投资策略和结构定位。由于任何业务模式的转型或优化最终都通过劳动力流动的变化体现出来,2022至2024年间小城镇汽车市场的意外反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小镇青年开始回家了吗?
2020年COVID-19的突然爆发使中国经济立即陷入停滞,严重影响了城市互联网经济。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和京东急忙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自然将注意力转向小城镇和农村市场。随后,两家公司都推出了针对性的农村计划——如阿里巴巴的“热土”计划和京东的“繁荣计划”——以促进农产品交易和支持农村振兴。2021年,中央政府正式推出“共同富裕”政策,进一步增强了私营资本和企业向低线市场扩张的决心;如果说2003年的SARS疫情推动了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崛起,那么2020-2022年的COVID-19大流行催化了像抖音和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的出现。一波草根、农村主题的短视频内容——涵盖旅游、食品、家居装修、水产养殖、捕鱼、马蹄铁、搬运木材、制作豆腐、烹饪、动物繁殖、沙卸和兽医工作等主题——帮助这些平台进入了一个新的流量蓝海,同时也通过电子商务、社区商务和其他新的商业模式实现了快速的货币化。物流玩家如顺丰速运和京东物流迅速与这一趋势保持一致,推进“最后一英里到村”的配送项目,全力支持社会资本和企业的农村渗透战略。
大流行结束后,包括电子商务、旅游、短视频、直播和物流在内的主要行业的大量资本投资加速了它们向农村市场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对数字和互联网思维熟练的年轻和中年工人。例如,一个经营“失败创业后回村改造老房子”主题频道的自媒体团队通常从三到四名成员开始,负责表演、拍摄、编辑、编剧和运营。一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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